400亿元“币圈最大案”背后的虚拟货币成跨境洗钱“新渠道”

热门专栏

客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虚拟货币跨境洗钱形势严峻

陈丽的丈夫涉嫌集资诈骗逃往澳大利亚，并授意陈丽将诈骗所得转移至境外。 陈莉到案时，警方不知道她是如何将一大笔钱转给逃往海外的丈夫的。 民警翻了她的银行流水单，发现她这几天给陌生人汇了几十万元。 逃亡时的重要资金来源，不能无故汇给无关人员。 陈莉后来交代，这笔钱被打给了两个比特币矿工，换了钥匙，交给了她的丈夫。

此案发生在2018年，承办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检察院和法务部首次遭遇利用虚拟货币洗钱。 2021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6起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本案成为其中之一。 相关负责人指出，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赃款转换为境外法定货币或财产，是一种新的洗钱犯罪手段。

中国通信行业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轮值主席、火币大学校长于佳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20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欺诈、网络攻击勒索、赌博、洗钱， 、一些地下钱庄等黑色产业，或者跑分等灰色产业，开始利用匿名、复杂、跨国的虚拟货币进行犯罪活动。 在国际上，恐怖组织也纷纷转向虚拟货币领域进行融资以支持其活动。

据区块链安全公司PeckShield发布的《2020年度虚拟货币反洗钱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虚拟货币不受监管的跨境流动价值达175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51%。 , 并且还在增长。 快速增长。 洗钱“新渠道”激增比特币婚恋骗局，给我国反洗钱机制带来巨大挑战。

黑灰产品主打虚拟货币

2020年11月底，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备受瞩目的总价值超400亿元的“币圈最大案”落下帷幕。

两年多前，被告拟基于区块链概念打造PlusToken平台，并声称该平台具有“聪明狗搬砖”功能，即可以在不同的数字货币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同时赚取差价。 给投资者每月 10% 到 30% 的利息。 平台会根据发展下线的数量和投入资金的多少对会员进行等级划分，并根据等级发放相应的奖励和返现。 2019年6月，PlusToken平台被曝出提币困难。 经警方核实，该平台不存在任何经营活动，也不具备“智能狗搬砖”功能。 警方将此案定性为“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网络传销”。 截至事发时，PlusToken平台拥有269.3万个注册会员账户，会员最高级别为3293人。 涉案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总值超过400亿元。

近年来，利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实施传统犯罪已成为一种趋势。 区块链安全公司PeckShield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随着区块链核心技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社会公众对区块链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骗局层出不穷。应运而生。 以区块链概念包装的基金、杀猪层出不穷。

PeckShield统计了2017年至2020年虚拟货币行业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诈骗案件数量变化明显。 2017年和2018年，虚拟货币行业分别发生3起和4起诈骗案件。 2019 年，欺诈案件增加了四倍，达到 20 起。 到 2020 年，案件激增至 151 起。

诈骗案件的激增与比特币的暴涨直接相关。 欧凯云链集团技术总监余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牛市有创造财富的作用。 市场越好，想要涌入的人就越多，新人没有足够的渠道了解虚拟货币。 很容易被骗。 PeckShield还指出，对于普通用户而言，虚拟货币的技术和参与门槛较高，这给投机者炮制各种骗局提供了可能。

2020年初，温州女子在交友网站认识了自称投资精英的男子杨某。 杨某博得女子好感后，开始请她帮忙在一个不知名的交易平台上购买比特币。 根据杨某的指导，该女子还从该平台购买了一批比特币，但取现时需要支付保证金。 在先后向平台支付了包括保证金、激活金、比特币在内的40.7万余元后，女子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骗局，选择了报警。 江苏常州警方也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破获类似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 该团伙在全国近300个城市作案370余起，均为杀猪作案，涉案金额1.2亿元。

PeckShield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欺诈案件造成的损失总计31.3亿美元。 在此类案件中，往往以投资为名，要求受害人在正规交易平台上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诱骗对方将购买的虚拟货币转移至骗子指定的虚假平台或地址。 虚拟货币一旦转移，将很快被洗钱团伙处理或流入境外交易所，造成资金追回难度大。 欺诈安全事件已经成为区块链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

除了“杀猪”，黑客攻击和勒索攻击也占了很大份额。 2020年，虚拟货币行业共发生黑客攻击事件170起，较2019年增长300%。

此外，随着银行体系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机制日趋严格，国际恐怖组织也开始转向虚拟货币领域进行融资。 2020年8月，美国扣押并公布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拥有和使用的多个虚拟货币账户，价值超过200万美元。 PeckShield指出，账户地址的资产与数十家主流虚拟货币交易所进行交互，变现渠道遍布全球。

于佳宁指出，正是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复杂性和跨国性，黑色和灰色产业开始转向这一领域作案。 作为这些上游犯罪的“链条下游”，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洗白犯罪所得的黑币、黑钱也成为一种趋势。

更隐秘的资金趋势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央行发行的虚拟货币洗钱典型案例中，陈丽夫妇选择这种洗钱方式是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绕过外汇管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主审洗钱案检察官朱启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丽的丈夫逃往香港、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时，陈丽向陈丽索要300万元人民币。丈夫多次随身携带的银行卡。 人民币，老公带着银行卡离开澳洲。 他出境后，每人每年取现涉及一定的外汇管制。 于是，丈夫主动提出兑换虚拟货币。

陈丽的丈夫被控集资诈骗罪。 原因是他发行虚拟货币固定理财，自己搭建模型，自己控制涨跌。 他在业内已有熟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矿工”，将妻子拉了进来，建了一个微信群。 他负责谈判价格。 “矿工”同意后比特币婚恋骗局，陈莉把钱打了过去，“矿工”把钥匙给了丈夫。 在澳大利亚期间，他可以直接将虚拟货币兑换成澳元。

本案主审法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刘娟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虚拟货币洗钱虽然是一种新的技术和专业手段，但其验证路径基本相同。传统洗钱。 出来，洗钱回来。 取证难的是痕迹比较难找，而且极有可能发生在国外。

朱启嘉透露，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向非常隐蔽。 在调查洗钱案件时，通常需要跟踪资金流向。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资金流动被打断了。 陈丽将钱从银行账户转给了“矿工”，而“矿工”的银行账户与陈丽的丈夫没有关系，因此无法形成完整的洗钱链条。 如果不是有陈莉的供述和微信聊天记录，公安机关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已经兑换成比特币，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彭启进是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 他经常卷入欺诈和洗钱案件。 去年遇到的一起虚拟货币洗钱案，也让他对如何分析资金流向有了新的认识。

本案的上游犯罪也是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诈骗的案件。 2020年2月底，谢某报称在网上结识了一位金融投资老师，对方指导其在一个名为“币奇”的网站投资比特币，并先后投资了310万元。 后来老师说投资平台炸了，损失了310万元。 谢某怀疑对方恶意操作，故意让自己赔钱，遂报案，并提供了嫌疑人操作的11个一级账户。

白云警方对一级账户进行深入排查，查获与一级账户有密切联系的二级账户12名。 他们从受害人的投资基金中抽取了100万元用于追踪后续资金的去向。

彭启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100万元从一级账户汇到二级账户，从二级账户汇到五级账户，资金被拆分、隐藏、转移、汇总，从第五级账户到第六级账户，钱被拆分、隐藏、转移、聚合。 但从6级账户划转的资金由100万元变为140万元，由6级账户转为7级账户，资金增加至900万元，规模发生较大变化。 民警发现，二级到五级账户的持卡人相互关联，基本都来自广东省某乡镇。 民警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进一步侦查，查获一家家庭经营的洗钱“水房”，人员多达20人，银行卡达100多张。

主犯张欣落网后，警方从其供述中得知，该团伙利用虚拟货币洗钱。 张欣是某数字交易平台的商家。 2020年2月，有人找到张欣，以市场价买下他的泰达，并转账100万元。 这是从一级账户汇出的骗款。 在二级账户的过程中，骗子成功将100万元兑换成泰达。 这笔钱从二级账户转到五级账户，是张欣“防冻结”的举动，因为他认为这笔钱可能是“黑钱”，可能会被警方冻结。

彭启进感叹，如果只追查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向，警方根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用虚拟货币洗钱，也不会早在资金转出时就知道钱已经被转换了。主帐户到辅助帐户。 它成为一种虚拟货币并返回给一级账户持有人。 主人向一级账户汇入100万元仅需6分钟，一级账户持有人获得虚拟货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实充分体现了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具有特别鲜明的去中心化、虚拟性。 、匿名、实时、难以篡改等特点，无需金融机构参与即可完成交易。 去中心化使得跟踪虚拟资产交易比在中心化状态下更加困难，因为线索不易获取，完整的证据链极难收集； 实时意味着洗钱的步骤可以毫秒级的速度运行，在全球任何地方发起和完成，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几乎没有足够的响应时间及时阻止以防止损失或负面影响。

主犯张欣所在的洗钱“水房”被抓获，警方的侦查工作尚未结束。 主账户的持有人是实施诈骗的人吗？ 张欣卖掉的泰达币去了哪里？ 许多问题仍有待回答。 民警对11个一级账户的行为习惯进行分析后发现，一级账户仍然不是骗子，而是另一伙从事洗钱、跑分客户的人。

跑分是这几年的新鲜事物。 跑分平台是指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行等服务商，非法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赌博、色情、诈骗等）的网络平台。 润粉客是在这些平台上注册账号，提供自己的支付宝、微信、银行等支付渠道支付码，为他人代收款项转账至指定账户，并从中收取佣金的人。

近年来，随着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奔分平台也开始通过虚拟货币洗钱。 彭启进介绍，在上述案件中，受害人投资了“比起”网站。 充值时，网站会自动偷偷跳转到跑分平台。 受害人充值的310万元并没有进入骗子的账户，而是直接进入了跑分平台客户的账户。 根据跑分平台工作人员的指挥，这批资金是通过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

彭启进感慨，虚拟货币是黑钱的载体，对标平台是快车道，海外聊天软件是安全带，黑钱在这个过程中高速流通。 “我们开着捷达警车去追，能不能追上？就算能追上，也都是一些已经来回跑了几圈的跑者，抓到这些跑者，能不能对付他们？” “ 彭启进指出，非常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这种新的洗钱模式和指挥模式。

“天网”技术如何弥补漏洞？

随着全国“破卡”行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法资金开始通过虚拟货币进行洗钱，通过虚拟货币将境内资产转移至境外也呈上升趋势。 根据PeckShield对资金流向的测算，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每月流出境内交易所至境外的比特币数量在8.94万至16.69万枚之间。 “破卡”操作生效后，去年11月和12月，比特币流出量分别达到23.17万枚和25.41万枚，较之前的峰值增加了近40%。

还出现并使用了更复杂的虚拟货币洗钱模型。 于佳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方研究人员总结了典型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三个阶段：安置、培育和整合。 在投放阶段，不法分子购买虚拟货币，将非法资金注入渠道进行“洗钱”； 在培育阶段，洗钱者利用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进行多层次、复杂的交易，从而掩盖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或者通过虚拟货币的“混币”技术，将虚拟货币“被洗过的”混入“混池”，掩盖原始来源； 在融合阶段，不法分子在不断转移和洗白非法所得后，持有的一些虚拟货币基本是无限量的，相对安全。 这个时候，他们只需要将虚拟货币提现，就可以基本完成洗钱操作。

作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平台被不法分子利用，是各平台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挑战。

于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交易平台和各种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推出了KYC政策，即Know your customer（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加强对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审核，即要求个人在开户时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如身份证、护照等，最大程度确保账户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可接近的人。 这是各传统金融机构反洗钱政策的基石。

近年来，除了KYC之外更多的反欺诈和反洗钱措施也开始出现。 一是风险隔离期政策。 对于平台识别出的部分风险用户，其提现需经过T+1天的风险隔离期，即其他用户可在T日提现，此类风险用户需在T+1日提现。 这增加了急于转移资金的洗钱者的洗钱难度，甚至不再愿意在这个平台上提现。 此外，平台还设置了大额交易人工审核机制。 火币集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已经实现了识别拦截疑似杀猪受害者的技术。 2020年，平台提前限制未交易风险账户8090个，打击平台欺诈账户186个。 对于被认定直接参与或协助洗钱等犯罪行为的用户，火币将直接永久限制该用户账户及关联账户的所有功能。

一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区块链安全公司也在近一两年推出了更加主动的链上资产追踪系统。 Sky Eye”，PeckShield推出了coinholmes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获取链上的资金流向。

以“链上天眼”为例，余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链上的监控功能分为“地址监控”和“交易监控”两种。 前者可以监控某些地址的动态，而后者可以用来监控交易中涉及的资金。 地址监控，通过对互联网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检测出多个与暗网、黑社会、诈骗等犯罪活动相关的虚拟货币地址。 此类地址的虚拟货币一旦发生转移，系统将进行感知并在链上进行追踪。 追踪涉及交易监控功能，资金流向的每一个地址都可以被追踪和还原。 对于监控系统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资产最终流入某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账户地址。 一般来说，只要平台做了严格的KYC认证，就可以实现账号与人的联动，警方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犯罪嫌疑人。 最坏的结果是资产流入新开的地址。 之前只有一两次交易数据，很难判断账户的性质和背后的持有者是谁。

余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使得从地址到人很难追溯。 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越来越普及，支付场景越来越丰富，可以通过支付习惯推断地址背后的人。 目前，这些链上资产追踪系统已帮助地方公安机关开展多项反欺诈和反洗钱工作，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

反洗钱机制面临巨大挑战

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跨国特点，对洗钱团伙及其上游犯罪活动进行全链条打击一直是难题。 彭启进所在的白云警方抓获7名跑分员和“搬砖工”后，便无法再继续查缉打分平台管理层和诈骗公司。 没有别的原因，跑分平台和诈骗公司都在菲律宾。

于佳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法分子很容易选择租用服务器、搭建虚拟货币交易网站、提供虚拟货币存储服务，或者在监管松散或无监管的司法管辖区通过互联网开展虚拟货币犯罪活动，使国家反洗钱和金融监管不力，以两国共认犯罪为主的国际司法协助和引渡也难以奏效。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对于反洗钱案件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施延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都规定了反洗钱方面的国际合作。 应充分发挥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特别是与他国执法机构和金融部门的交流。 此外，还应在承认被请求方应有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境外追赃合作。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加强虚拟货币洗钱监管，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对虚拟货币及其交易平台的监管。 就像金融机构内部会有反洗钱机制一样，虚拟货币平台也应该建立反洗钱机制并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管，这是目前国内所欠缺的。

不过施亚楠指出，此类平台没有相应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既不是金融机构，也不是特定的非金融机构。 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遵守何种反洗钱监管规定、应履行何种反洗钱义务，并未明确规定。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有的监管体系。 2017年，监管部门勒令国内所有数字货币交易所限期关闭，并停止新用户注册。 但是，由于已知一些服务器位于海外但可以在国内登录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能简单地通过禁止在中国的平台交易来阻止虚拟货币市场的运行。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与法学院副教授赵炳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刀切的政策显然行不通。 虚拟货币自诞生以来，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其发展速度远快于传统金融业。 监管部门必须转变心态，面对现实，逐步探索，逐步找到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监管方案。

赵炳浩指出，目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但传统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权力体系有时是区块链技术下金融创新力所不及的。 史延安还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反洗钱局，但反洗钱局只能监管持牌机构，虚拟货币洗钱问题不能仅靠监管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来解决。特定的非金融机构。 反洗钱局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级别较低。 公安、海关、网信办等多个部委的沟通协调难度大。 洗钱恰恰是涉及各个行业的事情。 此外，反洗钱局“没牙”。 发现可疑线索后，需要依靠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 反洗钱局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

在石亚楠看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被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或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可以考虑将反洗钱局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务院下属机构。 一方面提升其地位，另一方面赋予其更大权限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纳入监管范围。

“无论是早期预防、监测，还是及时阻断，在法律依据和实施手段上都还存在不足。” 闫立新指出。 更大的挑战也出现了。 赵炳浩指出，“去年，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开始流行起来。 没有运营商，也没有 KYC 认证。 但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还远未做好准备。”

（文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